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兼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素来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一种主观性标准,在我国应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近年来，尽管我国刑事诉讼在公正审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定的公正审判权标准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改革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以便贯彻落实《公约》所规定的公正审判权，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要想使我国真正地实现《公约》所规定的公正审判权标准，不仅需要紧紧围绕公正审判权进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而且需要对其他与之相关的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论公安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和制定——以司法审判为视角

公安机关及民警处理日常管理工作，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是依据非法律渊源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经长期的公安工作实践证明是极其必要的，它对于保障政令畅通、提高警务效率、及时调整和解决管理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人民法院如何看待、处理其他规范性文件，公安机关又如何从司法审判的视角规范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探讨的问题。     

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目前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从我国民法的基本理论出发,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对精神损害赔偿主体应进行合理界定;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应从人格权、身份权以及国家赔偿等多角度做适度拓展;对赔偿标准应在理解立法原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进行正确把握。     

试论政府制度创新成效的价值性准则

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效是考量政府制度设计成功与否的标准。如何衡量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效及衡量的标准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价值性标准是衡量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准之一,其中,公正、民主、法治与以人为本成为判断政府制度创新成效最主要的价值标准。     

反思与重构：我国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之检视

自我国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设立以来,在实践中,出资人缺位、错位、越位的现象层出不穷,当前,有必要对出资人制度进行全面的反思。笔者认为：我国国有资产的真正出资人（终极所有者）应是全体国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是出资人的代表人而非出资人;出资人的职责仅指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行使股东权利;国有资产的三层次运营模式并不能解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兼具的＂老板加婆婆＂的双重角色;未来我国可以遵循两条路径对国有资产出资人进行制度的重构。     

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标准的探索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在其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蕴涵了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而且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他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由于时代、实践和认识的局限,他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和"左"的影响,在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上日益注重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这不能不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河北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状分析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于2007年普遍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部分农村贫困人口施以救助,河北省于2005年已全面建立并实施了这一制度.分析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及河北省的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内容、实施及现状,以期对完善河北省农村低保制度能有促进作用.     

Civi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ase of European Union expansion

Joining a society of some kind requires the fulfillment of certain standard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ates acknowledge the need for certain collective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conduct if international order is to be maintained. The first truly global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ook plac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states and its gradual transform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determining which states would join the expanding European society and which ones would not. Despite the major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has remained an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s well as a benchmark against which the attitudes and policies of states are assessed. Nowhere can this be seen more clearly than in the EU policy of ‘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lthough many explanations for EU expansion have been put forward rather absent from debate has been the civilization dimension which is embedded in 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which should be given more emphasis.